名家讲坛第29讲 | 池田证寿教授主讲"日本古辞书与中国古佚书”

2022年11月4日晚7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名家讲坛第二十九讲在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日本古辞书与中国古佚书”。日本北海道大学池田证寿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贾智副教授主持。

 

池田证寿教授先后任教于日本信州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一直致力于日本文献学、日语语言学研究，现任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文学研究院特任教授、日本训点学会会长，著有《国宝玉篇卷第二十七》《续高山寺经藏古目录》《JIS汉字字典》等专著，及《平安时代汉字字书综合数据库的构建》《依据日本的古字书来从事汉语史资料研究》《高山寺藏新译华严经音义和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华严经》等论文。

 

本次讲座围绕“为什么要研究日本古辞书”和“为什么在日本留存有大量的汉文古写本”两个问题展开。

 

池田教授首先选择了中国古辞书中的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和玄应《一切经音义》，就这三部文献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展开讨论。这是日本古字书引用最多的三部中国辞书，而它们在中日两国残存的写本状况恰可以互补。《玉篇》与《一切经音义》在中国虽已散佚、但见存于日本，而《切韵》则在敦煌文献中留存有数个写本。日本学者上田正与东野治之两位教授曾分别从文献和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写本进行过精细的研究，非常值得参考。

 

     关于日本古辞书，池田教授也推荐了参考的基础文献，包括：

1、吉田金彦『辞書史』（1971，吉田先生的讲义材料，便于研究者入门）；

2、上田万年、桥本进吉『平安朝以前の辞書』（1916）；

3、冲森卓也、仓岛节尚、加藤知己、牧野武则『日本辞書辞典』《日本辞书辞典》（1996）；

4、西崎亨『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5、筑岛裕『築島裕著作集 第三巻 古辭書と音義』，特别是其中的「中古辭書史小考」（2016）。

 

池田教授将中国辞书按汉字形、音、义三要素分为字书、韵书、义书，将其他辞书和小学书分为字样书、类书、音义，总共六类。

 

字书主要包括《说文解字》、《玉篇》等。顾野王543年作成的《玉篇》三十卷全本现已失传，只在日本还存有第八、九、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诸残卷。针对残存诸卷，有冈井慎吾『玉篇の研究』（1933）、上田正『玉篇反切総覧』（1986）等基础性研究。

 

与中国字书对应，日本有成书于九世纪初叶的《篆隶万象名义》。这部文献的情况较为复杂，高山寺藏本共六帖三十卷，卷末有“永久二年”（1114年）的手书落款，前半部分（第一至四帖，含卷一至卷十五）为空海所撰；后半部分（第五、第六帖，从卷十五至卷三十）则是由未明作者补续而成——引用中的错讹多发现于第六帖，可能不是空海编撰的部分。书中各字上面先写篆书，下面写楷书或隶书这样的近代汉字，注释则以节略的方式基本引用自《玉篇》。值得注意的是《篆隶万象名义》在引用《玉篇》中汉字多音字释文的时候，并不全都引用，而是只保留一个最主要的发音，其余均被略去。作为重要的古字书，《玉篇》在中国已经散佚，而《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引用虽然多有节略，但保存相对完整，研究价值很高。它对后世日本字书也有直接的影响，如《类聚名义抄》中，文献前半标“弘云”、后半标“玉云”的都是引用了《篆隶万象名义》的内容。

 

关于《篆隶万象名义》的研究，索引方面可以参考白藤礼幸先生编写的字头索引和宫泽俊雅先生编写的字头一览表；数据库搭建方面有池田证寿「篆隷万象名義データベースについて」（1994）和李媛、池田证寿「篆隷万象名義の全文テキストと公開システムについて」（2016），另外，《篆隶万象名义》续撰部分的成书时期也是许多日本学者关心的问题，筑岛裕、白藤礼幸、宫泽俊雅等学者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资参考。

 

韵书主要包括《切韵》《广雅》等。有上田正『切韻諸本反切総覧』（1975）、『切韻逸文の研究』（1984）可供参考。

 

日本辞书方面，池田教授选取了成书于九世纪后半叶的菅原是善《东宫切韵》，来展现韵书与字书的统合。《东宫切韵》由著名学者菅原是善（812-880）编撰，全书30卷，约860年成书，书中引用了中国的14家《切韵》。相关研究有冈田希雄先生的「東宮切韻攷」（1935）和上田正先生的『切韻逸文の研究』（1984）。

 

关于九世纪末传到日本有哪些《切韵》的韵书，可以通过查阅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之前成书）得知，这本书中将当时传到日本的各类《切韵》收录在《小学家切韵》这一篇目里《和汉年号字抄》由菅原为长于十三世纪编撰，现在流传下来的是前田家本，这部文献和《东宫切韵》关系密切。以其中的“庆”字条为例，下引《东宫切韵》中的各家《切韵》，最后以“今案”之语加注《玉篇》的内容。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三僧记》中记载有《东宫切韵》的条目，下记有各家《切韵》，有收入《东宫切韵》的各家，也有不入的各家。

 

音义是对经典中的字词进行注音释义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一切经音义》在日本有多个写本，山田孝雄先生曾以其大治本配高丽藏本编为一书（1932），近年来，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也出版了『日本古写経善本叢刊』（2016），其中也收录了《一切经音义》的写本。这些唐代写卷，不管是原卷还是相关的逸文，在文献学、文字学、汉语史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资料。研究宋代以前音义书比较有名的是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先生，他对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对相关的其他一些音义书也多有涉猎，有中译本《可洪〈随函录〉与行瑫〈随函音疏〉》，可参见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

 

而奈良时代编纂的佛典音义中最有名的是《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则天文字；引用了《玄应音义》《玉篇》《慧苑音义》以及唐代正字书等材料，对了解中古语音史比较重要），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日藏佛典音义材料还未被发掘，如信行《大般若经音义》、空海《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仪轨音义》及撰者不详的《新华严经音义》《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释文》等。当时还编纂了很多佛典音义类文献，但大多已经散逸，现在只能见到书名，但还能从其他书籍的引文中找到一部分内容，从而大致推测原书面貌。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佛典音义类文献，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侣手头有相当多的中国古辞书，他们注释佛经的时候，会经常翻阅这些中国古辞书。有趣的是，日本编写的佛典音义并不完全是忠实地抄录中国的资料，而是会由中、日两国的僧人一代一代不断加入新的注释。有关日本佛典音义注释书的研究，比较早期的有冈田希雄先生「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倭訓攷」（1941）、三保忠夫先生「元興寺信行撰述の音義」（1974）和白藤礼幸先生「上代言語資料としての仏典注釈書」（1969），近年也有比较突出的年轻学者河野贵美子先生在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几位先生的论文也有部分已经被翻译为中文。

 

池田教授还以大致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杨氏汉语抄》和《临时杂要字》为例，介绍了“汉语抄”类文献。代表性的研究是贞苅伊德的「『新撰字鏡』「臨時雑要字」と『漢語抄』」（1983）文中认为“汉语抄”的编写目的在于文献的实用性，即将常用汉语集结成册便于查阅。有关“汉语抄”类的引文研究也比较多，如《倭名类聚抄》中就引用了《弁色立成》和《杨氏汉语抄》。而《倭名类聚抄》和《新撰字镜》释文内容的相似性也值得注意，“四阿”一类的专有名词究竟是来自中国的典籍还是日本的创制，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最后，池田教授以《新撰字镜》为例，讲解佛典音义与日语注释的收集。《新撰字镜》的编撰者是昌住，其传记现已不存。从书的序跋可知，这部文献的编撰大概分两个阶段，首先在宽平四年（892年）的夏天，大概六十岁的昌住以《玄应音义》为参考，编撰了三卷本。之后到昌泰年中（898-901），七十三岁的昌住参看《切韵》《玉篇》等文献进行增补，形成了十二卷本。因此，《新撰字镜》主要的引文正是来自《玄应音义》《切韵》《玉篇》三部文献。这部书的引文研究其实非常困难，也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贞苅伊德先生。《新撰字镜》中有许多日语注释和日本构造汉字。有趣的是，某些一贯被认为是日本构造的汉字，随着公开的文献越来越多，在中国的资料里也可以看到。所以，这些字究竟是日本人的创制还是抄写，也很值得讨论。池田先生推测其很可能来源于“汉字抄”类文献。另外，中国已佚的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在日本还有一些写本存在，《新撰字镜》里可以看到两个文献中对同一个词注释的相似性。长岛丰太郎的『古字書索引（上·下）』（1958-1959）为《新撰字镜》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索引，关于《新撰字镜》引用《切韵》部分，主要是上田正先生做了相关的研究（1981、1984）；引用《玉篇》的部分，则主要以井野口孝先生的研究（1978）为代表。

 

提问环节中，池田教授和现场的同学们就《倭名类聚抄》对《东宫切韵》和《唐韵》的同时引用，不同版本《唐韵》在日本流传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名家讲坛在师生的热情互动和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